汉代的天下战略-【xinwen】

中国古代没有“国家”、“民族”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近代以后，大约在1900年以后从西方经日本传过来的。中国古代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是“天下”，这种概念起源很早，在商周时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是天下？就是天底下的一切，包括地方、人与万物，这是一种起源于感性直观的概念，认为既然人居住于天下，那么天下便是人人可以居住的地方，人们的往来与冲突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天下”相伴随的一个概念天下是谁的？的名言：“试看今日之域内，竟是谁家之天下”，反映出的就是这种观念。天下是谁的？按正在掌权的人的观念，天下是“王”家的，即是天子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那些准备夺权的人则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是谁都可以当的。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的人群发生了作用。

不过，中国人之所谓“谁家之天下”的观念绝不是西方人所谓“所有权”的观念，“谁家之天下”的意思不是归“谁家”所有，而是听“谁家”的话，乃是“统治权”的概念，即天下之人谁服从谁的权威。

和起源于西方近代社会的“国家”、“民族”概念相比，中国的“天下”概念中，没有“主权”、“边界”、“领土”这些现代国际法才有的概念，也没有“种族”、“血统”之类的狭隘心态。在“天下”的观念体系中，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神圣不可变更的“主权”、“边界”、“领土”、“民族国家”等等概念，只要是天下的地方，便应该去看一看、管一管，要是别的“国家”或“部落”的人群打过来，抄掠边界，甚至直入腹心地带也不足为奇，那就打呗，反正天下一家，大家就得争个天下的控制权，看看“天下”究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一种质朴刚健、昂扬向上的世界观，更接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伦，那时没有“国际法”，只有“自然法”。

要理解汉代，首先要理解汉代人的思维状态，不能用现代概念去臧否斧斫既往的历史，而是要理解那种强者争雄、竞逐天下的时代风气。

汉代是一个以“汉”为徽号的庞杂群体强力崛起、奔向四方、横行天下的时代，那是我们最伟大的先祖，他们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向着遥远的天际线一路奔去，该打就打，该和就和。他们没有狭隘的种族偏见，以海纳百川的气势包容吸纳一切敌人、朋友，尽管这个朝代如一切朝代一样，不可避免地过去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空前辽阔的疆土和血统更加混杂丰富、更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庞大族群。

从疆域的角度看，汉代的疆域比秦的疆域扩大了约1倍，超过了60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匈奴臣服后的领土）。从人口的角度看，不仅人口总量达到了近6000万，而且其构成成份远比前代复杂，匈奴、百越、西域诸国等各民族人员逐渐融入汉民族这个大家庭，而汉朝所控制的天下，之所以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贯彻于整个两汉时期的天下战略，就是如何扩大天下的范围，建立天下文明的思想和方法。

2 汉初周边的形势

千古一帝，将中原的“天下”拓展到长城及南海之内的广大区域，为了巩固这一战略成果，还从制度上进行了创新，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废封建行郡县等等。

经过秦末的战乱，到汉建国时，所控制的只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北的地区，即便是在这些地区，也是郡国并行，并未完成内部的彻底统一，形成稳固的统治，而周边地区，即当时人所说的“四夷”，则脱离了中原政权的控制，重新回到了各自为政的状态。在北方蒙古高原上，一支游牧部落迅速崛起，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蒙古高原，并建立了一个被汉人称为“匈奴”的政治共同体。

在东北，今内蒙古东部与黑、吉、辽三省交界地带出现了乌桓与鲜卑（东胡被冒顿单于击败后，余众退保乌桓山与鲜卑山，史书中将其分别称为乌桓和鲜卑）。

今朝鲜半岛，则主要有夫余、高句丽、朝鲜、沃沮、秽、秽貉等族建立的政权。特别要指出的是朝鲜，汉初与汉军接触的朝鲜是由燕人卫满建立的。秦末汉初，数万燕人、齐人、赵人为了躲避中原的战火，逃至朝鲜，卫满将这些人组织起来，乘朝鲜国内大乱，取得了朝鲜政权，建都王险城（今平壤）。

南方的土著居民则被称为“百越”（生活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越的支系繁多，当时比较大的政权有闽越、东瓯、南越。

西南地区（主要是今四川西南部、云南、贵州、广西西部一带）的诸部落被称为西南夷，其中比较大的政权有夜郎、滇、邛、笮等。

西部的部落被称为羌（散居于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新疆昆仑山区），羌支系繁多，仅与汉联系密切的就有研、白马、参狼、先零、烧当、牢姐、发羌等二三十种，据记载，到东汉时多达一百五十余种。

更西的地区则被称为西域。汉代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即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区域；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部分国家，如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家，不过汉对西域的了解是从武帝时开始的，之前汉人并不知道西域的存在。

3 汉初的对外政策

从汉高祖到，由于内部不稳，汉的主要战略是稳定内部，对“四夷”采取守势。

由于匈奴的强势崛起，汉的北疆是最不平静的，这种不平静以匈奴的经常性主动进攻为特点，汉则被迫进行防守反击。汉的第一次反击是在公元前200年，前一年汉高祖将韩王信的封地迁至太原郡，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为都，后又迁至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一步步接近汉匈边界。但这一防御性的部署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很快，冒顿单于进攻马邑，韩王信投降匈奴。接下来，西汉初期，汉对匈奴的最大反击战开始了。公元前200年冬（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其实与匈奴进攻马邑仅隔两三个月），汉高祖亲率32万大军征讨匈奴，结果汉军大败，汉高祖也被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第二次反击是在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攻入上郡（今陕西榆林市）烧杀抢掠，派丞相灌婴领兵反击，后因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而罢。第三次反击发生在公元前166年，这年，匈奴单于亲率大军攻入汉内地，其前锋哨探甚至到了距长安不足一百公里的淳化，严重威胁到了汉首都的安全，汉文帝急调大军拱卫京师，直至一个多月后，匈奴大军才撤出汉境。不过这些并不是汉匈关系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是“和亲”。“和亲”主要内容包括：

1、汉以公主（实际上送去的不一定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多是宗室女）嫁与匈奴单于为阏氏（单于的妻妾都称作阏氏）；

2、汉每年送给匈奴絮、缯、酒、米、食物等大量物资；

3、汉与匈奴约为兄弟之国，以长城为界，北边的“引弓之民”归匈奴管理，南边的“冠带之室”归汉政府管；

4、开放“关市”，允许匈奴在边境与汉人进行贸易。

虽然在汉的官方言论中，对“和亲”的重大意义做出了诸如腐化匈奴之类的解释，并表示最终能够达到“兵可无战以渐臣也”的目的，但从内容不难看出来，其本质就是花钱买和平。对汉来说，这是屈辱的，是无力征讨匈奴时的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后必然会改变。

对“百越”，汉主要采取的是“羁縻”政策，说通俗点就是收买、安抚政策。在实际应用中，最直接的办法是册封。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以闽越曾经出兵讨伐秦为由，封闽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主要领地在今福建）；十年后，汉惠帝在赏赐高祖功臣时又将另一个越族的首领摇封为东海王，由于其建都东瓯，史书上又称其为东瓯。对于自立为王的南越王赵佗也于公元前196年进行了册封（南越国的创建者赵佗祖籍河北真定，是秦始皇从中原迁往南越的50万人中的一员，并担任了南海郡龙川县令，秦末乘天下大乱，占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虽然百越内部相互攻伐不断，达到了“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互攻击者不可胜数”的程度，但汉与“百越”基本上保持了友好往来，唯一的反复是在吕后时期（这也是汉初对“四夷”的唯一一次主动行动）。公元前184年，吕后下令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器，赵佗自然不满，第二年就又自称南越武帝，吕后马上做出制裁不承认南越，赵佗以长沙王向吕后进谗言导致双方关系失和为由，攻打长沙边地，于是公元前181年，吕后派大军攻打南越，但由于北方士卒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大多病倒，军事行动没办法展开，一年多后吕后病故，汉军便撤退回来。在汉军饱受南方暑热折磨的时候，赵佗领兵灭了安阳王，兼并了西瓯和骆越，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巴江一带。不过，汉与南越的冲突并没有持续太久，汉文帝继位后，双方又重修旧好。

对朝鲜半岛，则保持其现状。到汉惠帝、吕太后时，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保持现有疆界，不得侵扰汉边郡，若其他民族愿意朝见，卫满不得阻拦。此后双方一直和平相处。卫满在这段时间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其他民族。

4 的匈奴战略

汉武帝即位时，经高祖对异姓王的清洗，文景二帝对同姓王的削弱，汉内部已经基本稳定，因此汉武帝才能够专心地对外扩张，而这种扩张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西汉末年。

即位一年多后，汉武帝就派出使西域，从此开始了对外扩张的准备工作。

当时，汉最大的外部威胁是匈奴。在经过几十年的消极防御后，汉武帝改变了战略，开始主动进攻。汉武帝深知匈奴的强大，于是在处理匈奴问题上，不但尽可能多地调动各方力量，比如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将乌桓内迁（公元前119年），让其帮助侦查匈奴动静，将北方的胡人吸收进汉军，增强汉军的战斗力，还采取各种措施，停止对其它方向如南越等的经营，全力攻打匈奴，优待匈奴投降者，以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前来归附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手段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武力攻伐。在攻伐中，汉武帝主要采取的是步步推进的策略，先通过与匈奴右贤王部（统领今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以西）的战斗，夺回“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向外推进，其中比较重要的战斗有：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王恢设“马邑之谋”，拉开了征伐匈奴的大幕。四年后，汉军第一次主动出击匈奴，直取位于匈奴腹地的宗教圣地龙城。隔年，卫青大破右贤王部，夺回“河南地”，汉武帝在此设朔方郡。最终通过公元前124年、公元前123年，卫青三次大败右贤王，达到了保护长安不受直接威胁的目的。接下来，汉武帝将目标转向了“河西”。为了拿下“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汉武帝再次派人经营西南夷，希望能打通今西南绕印度到达西域的道路，对匈奴进行夹击，虽然由于道路不通，这一战略没能实现，但公元前121年，两次攻打河西地区，不仅取得了丰厚的战果，还导致了匈奴休屠王与浑邪王附汉。汉武帝为了安置两部人马，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置五属国，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汉的统治范围。之后，汉武帝准备与匈奴进行决战，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大军攻打单于，以期彻底消除匈奴所造成的威胁。此役之后，匈奴远遁漠北，再也无力对汉发起大规模攻击。汉朝也由于付出的战争代价太大，此后汉武帝一度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巩固战略成果上。汉武帝不仅发动士卒，渡过黄河，在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屯田，蚕食匈奴领地，还将乌桓部众内迁，令他们侦查匈奴动静，牵制匈奴。此外，又陆续设置“河西四郡”，隔绝匈奴与羌的联系。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汉武帝先巩固在河西的统治，将长城（含烽燧、亭障）从酒泉延伸至玉门，继而从敦煌延伸至盐泽（今罗布泊）。为了控制西域，汉武帝破例将细君公主嫁至乌孙，又派贰师将军利讨伐大宛。在一系列巩固措施取得了成果后，汉武帝又开始攻打匈奴，以实现彻底征服匈奴的终极目标（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但由于匈奴北撤，汉军的军事行动困难增加，跋涉路程更加遥远，更加难以寻到匈奴的主力，再加上汉的国力大不如前，再也没有卫青、霍去病一样的良将等等原因，汉武帝晚年五征匈奴，都没有太大的收获。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罢轮台罪己诏”，结束了自己的战斗生涯，但汉武帝征服匈奴的战略思想被后代的皇帝继承了下来。

5 汉武帝的西域战略

自从汉武帝知道西域的存在，并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汉一直都将西域与匈奴看作一体。这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西域的地理位置特殊，与汉之间只有通过河西走廊才能交通，而河西走廊被匈奴与受匈奴控制的羌所占领，如果不解决匈奴问题，汉是无法与西域取得直接联系的；其次，西域长期属于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将其当作自己大后方，受到汉的打击后，除了向北迁徙就是向西域迁徙，所以汉经营西域，很大程度上是在占领匈奴的大后方。汉对西域真正意义上的经营是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始的。汉武帝本来是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西域的问题，张骞带去了大量的财物。由于匈奴在西域经营的时日已久，西域各国对汉又不了解，一时之间并没有臣服大汉的意向，但也派遣使节随张骞到达长安，从此，汉与西域建立了联系。由于汉使在西域的活动并不顺利，汉武帝决定对匈奴用兵。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攻打匈奴，并一路向西直至楼兰、姑师，大败姑师，俘虏了楼兰王。八年后，汉武帝又将兵峰指向了大宛，之所以选择大宛，是因为大宛是西域大国，又位于西域（狭义）的最西边，汉军一路过去就可以扫平整个西域。事实证明，汉武帝的这个决策是相当明智的，自从汉军打败大宛后，西域各国就归附了西汉，汉武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和尉犁（今新疆库尔勒）设校尉、屯田。

6 汉武帝的西羌战略

同样与经营匈奴密切相关的是羌。汉初，羌被冒顿单于征服，部众不时跟随匈奴侵扰汉边郡。汉景帝时，研种留何率部众请求在陇西生活，汉景帝同意后，他们便迁居至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氏道（今甘肃西和西北）、羌道（今甘肃岷县南）诸县。汉占据河西后，在长城外设置障塞，又从内地迁徙百姓至河西实边，导致羌不仅无法与匈奴直接联系，原来的生活区域也被侵占。羌自付不足以反抗，于是公元前112年，先零羌、封养、牢姐三个部族结盟（羌没有统一的政权，各支系之间经常发生械斗，遇军事行动结为同盟，但行动结束就又解体），与匈奴一起进攻汉，汉武帝派李息和徐自为平息了战火后，设“护羌校尉”，管理羌各部众。羌人于是离开了湟中，迁徙至今青海湖附近的西海、盐池。羌人被迁移出了世代居住的区域，生活受到了影响，镇抚的官员又举措失当，羌民不堪忍受，不时起来反抗，规模比较大的是在和汉元帝时期，经过赵充国和冯奉世的两次征讨方得以平息。

7 汉武帝的百越战略

对百越的经营，汉武帝主要是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辅以武力镇压，这一策略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汉武帝先是在闽越攻击东瓯时（公元前138年），应东瓯之求派兵干涉，闽越在汉军的压力下撤退后，东瓯惧怕闽越，举族迁往淮北，这样汉兵不血刃就得到东瓯。接下来（公元前135年），闽越乘赵佗去世，南越正处于政权的交接之际，攻打南越，汉武帝又应南越之请派兵南下，面对大兵压境，闽越内部发生分裂，主和派余善及党羽杀了其兄闽越王郢求和。之后，汉武帝乘机在“百越”制造矛盾，故意弃在闽越素有威望、且有功于汉的余善不用，而立平庸无能的诸孙君丑为越繇王，余善不服，便自立为王，搞起了分裂，于是闽越出现了两个政权，不久汉武帝承认了既成事实，册封余善为东越王。而南越王胡在得到汉的帮助后，遣子婴齐入侍，婴齐与一汉女生子兴，胡与婴齐相继去世后兴即位，由于兴年幼，太后又是汉人，国政被大臣把持。于是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安国少季出使南越，安国少季利用与南越太后私通的机会，劝说南越太后入朝，南越太后很快就答应了，上书表示愿为汉内诸侯。但是以国相吕嘉为首的实权派并不愿意内属。公元前112年，吕嘉及其党羽杀了汉使、南越王以及太后。闻讯，汉武帝派大军讨伐吕嘉，除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外，其余三路大军均为越人，汉军很快就平定了南越，吕嘉被诛。之后，汉武帝在南越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定了南越后，汉武帝又将目标指向了东越王余善。汉武帝并没有直接对其发起攻击，而是下令平叛大军驻扎在豫章的梅岭待命。余善对汉武帝的意图心知肚明，决定，派兵攻击白沙、武林、梅岭，杀三名汉军校尉。很快，汉武帝派军攻入东越，东越贵族仿效余善故事，杀余善而降。汉武帝又进一步将东越民众迁徙到江、淮之间，东越再也难以对汉产生威胁。

8 汉武帝的西南夷战略

汉武帝对西南夷的两次大规模经营的起因都是配合其他地区的战略。第一次是为了配合对南越的征讨。传说汉武帝此举是为了获得枸酱这种美食，事实上，汉武帝之所以下定决心经营西南夷，是因为唐蒙经过调查得知，汉军从枸酱的产地夜郎顺江而下，就可成为讨伐南越的奇兵。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南。汉武帝本期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为此，他让唐蒙带去了大量物资，同时，又担心事有不顺，又让唐蒙领兵千人。唐蒙到西南后即与夜郎国及其周围的其他部落商议设立郡县之事，这些部落被唐蒙带去的物资所吸引，又觉得山高皇帝远，即便设立了郡县，汉也不能实施统治，便同意了唐蒙的提议。汉武帝便以今四川宜宾为中心设立了犍为郡，并且派人准备将秦所修道延伸至江。随后，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至邛、，设置一都尉、十余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由于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修路困难重重，汉武帝虽然征发了数万民夫，但耗时数年、花费亿万、又死伤甚重，也没有修通，再加上西南夷看到汉武帝动了真格，纷纷起来反抗，汉武帝派兵镇压但收效甚微。于是在公元前126年开始反攻匈奴后，汉武帝暂停对西南夷的经营。

汉武帝第二次经营西南夷是为了配合对匈奴的征讨及对西域的经营。张骞在西域看到了产自蜀地的邛竹杖、蜀布，并探知是从身毒国（今印度）传过去的，他认为身毒距蜀地不远，可以先打通从西南到身毒的道路，再绕道前往西域。于是当汉在河西一时难以获得进展时，张骞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不管是从联通西域、稳住西域还是“断匈奴右臂”而言，能从西南到达西域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于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南夷，寻找前往身毒的道路。王然于一行耗时四年却未能找到那条道路，但对西南诸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不过此时汉武帝倾注精力于讨伐匈奴，并没有立刻开始经营西南夷。直到公元前112年，吕嘉叛乱，汉武帝令驰义侯遗带南夷兵协同平叛，且兰国君害怕出兵后邻国乘机进攻，便起而造反，杀了汉使及犍为太守。由于这番动乱，南夷兵力没有及时赶到南越。吕嘉之叛平定后，汉武帝派兵平定了西南夷，在那里设置了柯、越、沈黎、汶山、武都五郡，不久又将沈黎、汶山二郡并入蜀郡。而原依附南越的夜郎也遣使入朝，汉武帝封夜郎国君为王。不久，汉武帝又派王然于至滇宣扬国威，以期滇主动归附，滇是西南夷大国，且与劳深、靡莫结为同盟。滇不仅不同意归附汉朝，劳深、靡莫还屡次攻击汉使。于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巴蜀两郡的兵力攻灭劳深、靡莫，滇请降，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在滇设立益州郡。西南夷原来有数百个政权，绝大多数成为汉的郡县，仅夜郎和滇以“王”的身份获得汉的封赐。 9 汉武帝的朝鲜战略

在平定了南越和西南夷，征讨匈奴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汉武帝又将目标转向了朝鲜。当时朝鲜当政的是卫满的孙子右渠，经过汉初多年的发展，朝鲜成为了朝鲜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不仅自己不朝见，还阻碍朝鲜半岛上的其他国家朝见汉朝，并收容了大量汉的逃亡人口。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涉何为使，前往朝鲜宣旨，右渠不愿轻易臣服，涉何揣度汉武帝的意图，在汉与朝鲜的边界上杀了右渠派来送他的裨王，却对汉武帝说他杀了朝鲜的将领，这种说辞取悦了汉武帝，汉武帝非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涉何到了辽东后，朝鲜便派兵攻打汉军，并杀了涉何。汉武帝闻讯，于这年秋派楼船将军杨仆从山东出海，左将军荀彘从辽东出发攻打朝鲜。起初，汉军曾一度失利，第二年汉军扭转不利局面，围困王险城，朝鲜内部发生分裂，主和派杀了右渠请降。朝鲜平定后，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并封右渠之子长及原朝鲜大臣五人为侯。公元前85年，汉昭帝将临屯、真番并入玄菟、乐浪两郡。

10 西汉诸帝对汉武帝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汉武帝去世后，他的经营天下战略得到了后来历任皇帝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昭、宣二帝的继续经营，终于使得匈奴臣服。汉昭帝时期，限于国力，对匈奴以防守为要，为此，汉大力增强边防军的实力，这一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匈奴两次南下，都被边防军击退，迫使匈奴越发向西北迁徙。汉宣帝时，汉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此时，汉朝对匈奴的主战场已经转到了西域。公元前72年，汉五路大军与常惠督导的五万乌孙骑兵同时攻打匈奴，由于匈奴西迁，汉军没有遭遇匈奴主力，基本无功而还，乌孙大军则直击匈奴右谷蠡王庭，大获全胜。之后，由于战败后在转移过程中人畜死亡无数，再加上气候原因，匈奴实力衰微，原本羁属的其它部族趁机围攻匈奴，导致匈奴内部更加混乱。公元前57年，匈奴因权力更替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再次被赶出了单于庭。为了夺取权力，呼韩邪单于决定附汉以争取支持。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朝。汉给予他高于诸侯王的待遇，赐给他金质的“匈奴单于玺”及（li，绿色）绶。为了帮助呼韩邪单于，汉不仅赐予他大量物资（以后汉每年都赐予匈奴大量物资），还派兵帮助他收服部众。汉宣帝对呼韩邪单于的支持，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匈奴的其他势力不敢对其锋芒，都向西迁徙。其中迁至康居的致支单于又在西域扩张势力，威胁到了西域诸国的安全。

公元前36年，汉使西域副都尉陈汤矫制征发汉驻车师的屯田吏士及西域十五国兵士共四万余人，杀了郅支单于。致支单于的势力被消灭，标志着汉的北疆终于安宁。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并表示愿意做汉家女婿以示亲近，汉元帝许以后宫良家子，呼韩邪单于号其“宁胡阏氏”。随后，呼韩邪单于又表示愿意替汉戍守边疆，这个请求不无试探之意，满朝文武绝大多数居然认为可行，只有郎中侯应因为通晓边防事务，认为此举不妥（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好在汉元帝比较清醒，婉拒了呼韩邪单于。此后，汉匈双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往来。

经过汉昭帝与汉宣帝持续的与匈奴争夺，到公元前60年，匈奴主管西域的日逐王降汉，匈奴的势力退出西域，汉宣帝在西域设立了都护，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11 对匈奴的错误政策

经过汉武帝及汉昭帝、汉宣帝的持续经营，汉在朝鲜半岛、河西走廊、云贵高原、越南中部以北的广大区域内都设置了郡县，西域也接受汉的统治，匈奴臣服之后，汉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西汉末，汉国力减退，对周边的控制力也减弱。王莽当政后的不当措施直接导致了汉对周边地区的统治的崩溃。王莽是学说的信徒，他将的那套学说直接搬到了治国理政的实践当中，用一些非常理想主义的、形式化的政策进行行政改革，最终导致西汉王朝的分崩离析。王莽对周边关系的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将他们等而下之，具体做法是将汉给予他们的册封的级别降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降低他们的地位的作用。以匈奴为例，他先是用哄骗和利诱的手段，将原来西汉政府赐给匈奴的金质“匈奴单于玺”收回，改为“新匈奴单于章”，将莽新政权冠于匈奴之前，又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将“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甚至将“乌留珠单于襄知牙斯”改名为“知”。不仅如此，王莽还准备对匈奴进行武力讨伐，公元9年，王莽派遣十二大将领兵二十万，计划平定匈奴后设立十五个单于，进行分而治之，后大军久屯边境，劳师无功。王莽的这些过激且形式主义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破坏了汉匈之间的友好往来，匈奴又重新侵扰汉边郡。当然，即便是没有王莽的不当措施，在中原政权衰微时期，匈奴依旧会借机侵扰边境，以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东汉政府要持续打击匈奴的原因。

12 东汉初年的守势战略

西汉末，“四夷”都脱离了中原政权的控制，虽然东汉光武帝重新建国，但与西汉初一样，东汉尚未完成内部的统一，无力经营“四夷”，光武帝同样采取了守势。虽然在光武后期，针对南越的“二征”叛乱，光武帝也派马援进行了平叛，但总体来讲，对北方的匈奴还有其他地区都采取的是守势。

此时，实力有所恢复的匈奴，不仅像西汉初年那样不断侵扰汉边境，还支持北方的割据势力，分化、瓦解汉的实力，阻挠汉的统一进程。今宁夏固原的卢芳、河北蔚县的张晔、北京密云的彭宠、内蒙古包头的李兴等都得到了匈奴的支持，尤其是卢芳，匈奴不仅派兵支持他，还立他为“汉帝”。对此，光武帝一方面遣使至匈奴，以期重新修好，另一方面加强边防力量，重修边防障塞，派兵驻防。这两项措施收效甚微，虽然汉的边界向内收缩，匈奴也与汉保持着联系，但并没有达到防止匈奴侵扰的目标，匈奴乘机占领了塞内大片领土。不仅如此，匈奴又重新控制了西域，再加上西域大国莎车、车师在匈奴的支持下，不断欺压其他国家，致使西域一派混乱，这些国家不堪其扰，于是，公元45年（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遣使表示愿归附东汉，但当时匈奴重新占领了“河南”、“河西”，汉无法经营西域，光武帝只得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东西南北自便。 13 东汉对西汉天下战略的恢复

随着内部统一战争的结束，东汉也开始经营“四夷”。

东汉对匈奴的战略是借着匈奴的内乱展开的。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了南北两部。第二年，南单于遣使表示愿意奉藩称臣，并遣子入侍，请求派使者监护。为了支持南单于反对北单于，东汉政府不仅赏赐巨万（每年一亿九千万），还派兵帮助南匈奴在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设立单于庭，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冬，南匈奴与北匈奴交战不利，光武帝派中郎将段彬等留驻西河郡，并设官府、从事、椽吏，由西河长史率领骑兵二千，囚犯五百人，协助中郎将护卫南匈奴，并允许匈奴部众入居云中郡，随后又允许他们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这样，东汉政府便与南匈奴结为同盟，联合进攻北匈奴，致使北匈奴北迁，避免其频繁侵扰边郡。由于漠北条件艰苦，大量部众脱离北匈奴的控制，至河西游牧。同时，由于北匈奴北遁，乌桓、鲜卑脱离了匈奴的控制，归附东汉，东汉政府便招抚他们担任侦查、警备任务，帮助打击北匈奴。

东汉政府虽然与南匈奴合力打击北匈奴，但并不断绝与北匈奴的联系，对北匈奴的使者也大加赏赐，公元64年（汉明帝永平七年），汉明帝还同意与北匈奴开通关市。这些引起了以须卜骨都侯为首的部分南匈奴贵族的猜忌（最重要的原因是南匈奴在东汉政府的帮助下实力迅速增加），他们便与北匈奴相互勾结企图叛乱。发觉他们的企图后，为了防备，汉明帝设立了“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率军屯驻于五原郡曼柏县，又派遣骑都尉秦彭屯驻于西河郡美稷县。因此，公元65年（永平八年），北匈奴骑兵前往朔方接应南匈奴的叛乱未遂，为了泄愤，北匈奴骑兵转而攻击西河诸郡，焚烧城邑，杀掠甚重，其后又不时入寇，公元72年（永平十五年），还胁迫西域诸国随同入寇。于是，汉明帝遣窦固和耿忠屯兵凉州，为北伐匈奴做准备。公元73年二月，东汉政府征发边郡及南匈奴、乌桓、鲜卑兵力数万，兵分四路出塞北伐。窦固在天山（今吐鲁番北）打败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据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市）。

之后，由于部众不断南下附汉，南匈奴与原附属的鲜卑、丁零、西域各国不时的打击，北匈奴只好向西迁徙，到达安侯河（今蒙古国额尔鄂河）。单于被鲜卑军队斩杀后，北匈奴内部争权夺利不断，漠北又爆发了蝗灾，使得北匈奴的局势雪上加霜。汉和帝抓住机会，及时派军出塞打击北匈奴。公元89年（汉和帝永元元年）正月，窦宪等联合南匈奴单于在稽落山与北匈奴单于大战，北单于败走，汉军追至私渠比海（今蒙古国的乌布苏泊），北匈奴诸小王带领部众二十余万归附汉朝。第二年五月，东汉又出兵西域，夺回伊吾卢地，十月，又与南匈奴围攻北匈奴，北匈奴单于受伤逃走。公元91年（永元三年）二月，耿夔于金微山（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仓皇之下，带领一部分部众逃往康居和乌孙。

北匈奴西迁后，留在漠北草原的部众，一部分南下附汉，另一部分随着鲜卑势力进入蒙古草原，融入鲜卑，还有一部分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被柔然吞并。东汉中后期，东汉政府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黄巾起义时，南匈奴发生内讧，单于羌渠被杀，子左贤王於夫罗即位。参与内讧者另立单于，於夫罗只得前往汉朝申诉求助。正值天下大乱，只好留在河东。公元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公元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公元216年，曹操扣留呼厨泉单于，派右贤王监国，并将南匈奴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匈奴政权终结。

《后汉书西域传》中言“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通三绝”。严格说来，东汉与西域只有两通两绝。第一次“绝”前文已经提到，由于王莽的不当措施，东汉初西域各国与汉脱离了联系。东汉政府对西域的经营始于公元73年，这一年汉军占领伊吾卢城，汉派军在伊吾卢城屯田。第二年，窦固平定车师前、后王部，东汉政府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都护及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己校尉屯车师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南），并在车师屯田。随后，出使西域，西域南道诸国归附东汉。东汉政府在西域的经营引起了北匈奴的反弹。公元75年，匈奴与车师、焉耆、龟兹合谋，攻打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汉军在粮草匮乏的情况下仍据守一年多。公元76年正月，段彭在交河城下击败匈奴大军。但东汉政府内部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时国内国内大旱，经营西域耗资巨大（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于是，汉章帝下令放弃西域，令班超回国。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二次“绝”。但是，虽然东汉政府下令放弃西域，班超并没有回国，而是应西域各国的请求，留在了西域，并平定了疏勒。之后，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并派徐干带领驰刑及义从千人前往支援。公元78年，班超组织西域兵力，大败姑墨与莎车。公元94年，班超又率领西域各国兵力大败焉耆、尉犁、危须，西域各国纳质内属。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二次通西域。严格说来，第二次的“绝”与“通”并不存在，因为汉并没有停止对西域的经营。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次“绝”是在公元102年，班超从西域返回后，继任的西域都护任尚行事过于严峻，引起西域各国不满。公元107年，东汉政府派王弘率领河西羌骑增援西域时，引发了羌的大规模反抗，陇西道路断绝，东汉政府无法经营西域，只得下令撤回西域都护与屯田吏士。直到公元123年，汉安帝派班勇为西域长史，再次经营西域，经过四年的努力，才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经过西汉的长期经营，东汉政府建立后，东北的朝鲜半岛、南方、西南的诸政权都遣使与东汉政府取得了联系。此后，这些民众虽偶因地方官员举措失当，起而反抗，但基本都和平稳定的发展。东汉时期，汉派往“四夷”的官员出现了不少所谓的循吏，他们都在当地传播农耕技术、服饰、婚姻习俗，建立学校教百姓文化礼仪，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援、卫飒、茨充、任延、王景、李忠、尹珍等等。他们在传播汉文明的同时，也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东汉政府矛盾比较尖锐的是羌，这大概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汉政府派去的官员多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缓和矛盾。东汉时期，羌的大规模反抗有三次，分别在汉安帝、汉顺帝和汉桓帝时期，这三次反抗都旷日持久，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汉安帝时期的那次，东汉政府耗时12年，才将叛乱平息。经过汉桓帝年间段的镇压后，羌的大规模反抗基本停息。

14 汉代天下战略的延续性

纵观汉代对天下的经营，不难发现其战略是一以贯之的。所有帝王都坚持对“四夷”的经营，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如西汉早期和东汉早期的稳定、收缩，中期以后的扩张，但从本质上来讲其目标都是相同的，所有的帝王包括像高祖和光武帝这样采用守势的皇帝，都不甘于固守一方，而是想对经营天下有一番作为，只不过是现实环境迫使他们暂时选择了守势来积蓄力量罢了。

在经营的手段上也是相同的。两汉政府对匈奴都是先笼络，再全力打击。在笼络的具体实践当中，高祖、文帝、景帝选择了和亲，而光武帝选择与南匈奴结盟，这两种做法虽然形式不同，但目标都是相同的，在无力征讨时，尽量减少匈奴的侵扰，维护边疆的和平与稳定。而一旦获得了内部的统一，汉政府马上就会开始对匈奴的征讨，而且两汉政府对匈奴的打击都是不遗余力的，务求匈奴臣服，因为他们都明白匈奴的强大与不肯轻易臣服，只有彻底将其打败，才能真正获得和平。

15 汉代天下战略的核心是文明输出

从结果上看，汉代天下战略的后果是“天下”的范围变大和人口增多，相比于秦代，汉代的疆域扩大了约一倍，人口增加了三四倍（秦统一时的疆域面积大约是300多万平方公里，汉代鼎盛时在60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从秦末的约1500余万，增加到汉代鼎盛时的近6000万。不过这些数字都是现代人根据相关资料推测出来的，只是大致的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是，扩张领土、掠夺人口却并非汉代天下战略的出发点，从真实的历史过程来看，汉代对北方匈奴、西域、西南夷、百越诸地采取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出发点都是抵抗侵略的被动行为，进入西域是为了断匈奴之“右臂”，开发西南夷是为了迂回进入西域，进攻百越也是因越人曾进攻汉人，且其内乱，有人向汉朝廷求援平乱。之所以达到了天下归心、疆土扩大的后果，从表面上看，是某种政策设计的后果，但往深里分析，便会发现，这些政策并不是一些黩武主义者扩张野心的产物，而是汉代文明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其战略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才造就了最终那样一种结果。所以，从本质上说，汉代的天下战略，形成于其文明，收功于文明，汉代天下战略的核心不是开疆拓土，而是文明输出。

先看一下汉代文明的特点：

1、先进：汉民族的核心人群当时所创造的文明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农耕文明，汉人的农耕技术、纺织技术、医学技术、建筑技术、工艺制造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因此，汉民族建立起一种安定、富庶优雅的生活方式：有温暖的房屋安身，有先进的舟车运输货物，有发达的文字，有丰富的文学、音乐、舞蹈等文化生活，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有繁杂的礼仪习俗，四时佳兴，都有可供庆祝的节日……

对于汉人的生活方式，周边那些落后的游牧部落或渔耕部落是觊觎的，所以，一旦北方草原有新的强者崛起，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牧业生产遇到暂时的困难时，他们便会结成联盟，侵入汉境，掠夺财物，屠杀人口，汉民族被迫卷入战争。为了获得长治久安的安全需要，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会把战线推向游牧部落的后方，这才有了汉朝对西域、西南夷的经营。

对汉人的生活方式，那些落后的民族也是羡慕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想过上同样富庶、文明的日子，西域诸国、西羌、西南夷、百越等地能接受汉人的统治，主要是因为汉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就包括很多后来惯于驰骋草原的匈奴人，也放弃了后来的游牧生活，内附汉朝，改为农耕，逐渐同化于汉人。

纵观汉朝的历次战争，无不起源于周边落后部落的劫掠，终结于汉文明的同化。就这些民族的本性来讲，起初也就是想劫掠一下富庶先进的汉朝，但不知不觉中，经过反复的战争与交流，就这么潜移默化地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了，文明本身的力量超越了一时一地一群人的直接行为动机。

2、豁达、仁爱、包容：汉人的思维方式是豁达的，没有种族主义意识，这一点和西方世界（如古罗马）相比尤其明显。汉人虽然视周边为落后的蛮夷，但却只是对现实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客观认识，并不意味对这些人的歧视，在思维深处，汉代的决策者们将落后的蛮夷也视为天下的子民，与原来自己的子民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四处劫掠，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造成的野蛮成性，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教化他们，使他们也富庶、文明起来，就会逐渐脱离其野蛮性。所以，在汉代的天下战略中，虽然也有残酷的战场杀戮，但从来没有出现对蛮夷之人赶尽杀绝的种族灭绝政策，也没有出现将蛮夷人民与中原人民在血统上隔离起来的种族隔离主义政策。汉军的战争目标就是摧毁周边民族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对其生活区域的永久占领与管理，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在乌桓、西羌设校尉，只是在当地部署一支军事力量，维护当地的安全秩序，防止再形成新的军事集群，对当地的民政与生产并不干扰，当地仍用原来的政权管理，维持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渴望接受汉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汉人也会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汉代在西域、在东北、在百越、在西南夷，从来没有勒索当地民族缴纳贡税，掠夺当地财物，相反，中央政府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给予那里的人民的各种帮助。所以，在有时内部困难时，就放弃了对四夷的经营：钱不够了！

汉人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他们从心底觉得那些蛮夷之所以来打自己，是因为生活困难、可怜（这种思维方式，有些可笑地一直保留到近代，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大清皇帝还以为那些人是因为缺少大黄、茶叶导致消化不良，所以前来申冤呢！），所以，打几仗，杀一些冥顽不化的愚劣分子，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让那些人安定下来，过好太平日子。汉人好客，对外人从来都是先人后己，总是爱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客人。汉代对归附的匈奴人提供土地，提供粮食，帮助他们建设家园，免除赋税，远比对本国原来的老百姓优惠得多。一有外国使节到来，先带他们参观自己丰盈的府库、炫耀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走时再赐予丰厚的财物，那些人来一次汉朝就可以发一笔洋财。当时，有点儿狭隘民族观念的大臣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的这些政策说：匈奴人侵略劫掠我们，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本来应该把他们的俘虏分给汉人当奴隶，纵然不能让他们当奴隶，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以优厚的条件侍候着吧！汉武帝不仅没听，反而把汲黯给贬了。其实，现在的中国人也是这样：给外企的政策比内企优惠，招待外国人舍得花钱，宁肯自己吃得差点儿，也要请人家吃得好些，还爱向外国人炫耀自己最好的东西。这些爱面子的行为，有时会令人觉得可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是同化异族的强有力的武器。西汉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第一代进来后不纳税，第二代不纳税，到第三、第四代后，逐渐与原来的汉人通婚，慢慢地也变成汉朝的编户齐民了，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完全成为汉朝的子民了，如同今日之外企，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其与内企的待遇已相差无几，但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退出中国市场，通过国家在其起步期的优惠帮助，他们逐步成长起来，深刻的融入到了中国经济之中。

当汉朝崩溃之后，北方曾出现了多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他们的国号都取诸于中原文明，甚至直接沿用汉的国号，如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后改称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赵（史称“后赵”），氐人吕光建立凉（史称“后凉”，因地处凉州而得名），氐人苻坚建立前秦，鲜卑人乞伏国仁建立后秦，羌人姚长建立西秦，鲜卑慕容氏建立前燕、南燕、后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国号为“魏”，取自战国时期的魏国（拓跋氏自称黄帝的后裔，黄帝的发源地为战国时魏国的所在，同时含有延续曹魏对抗东晋的意思）。他们以前汉化程度不深，但建立国家后迅速汉化，全面学习汉字和汉的政治制度，史称北魏孝文帝改革。而像刘渊等人，早已汉化，一直就在使用汉字，建立的制度本来就是汉家那一套，用不着再改制了。这些事实说明，这些“野蛮民族”，已经被汉代的先进文明所征服，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是汉民族的一部分了。

从秦汉开始，一直到隋唐时，这次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其间历时约700多年，那个时代的所谓“各民族”，几乎已完全融入汉民族的大家庭中，再未以独立的族群的形式出现。后来再出现的其他民族，是从别的地方新崛起的族群，这些族群，有些也已融入汉民族之中，有些还保留了些特征和族群认同，但在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文明传统作用下，民族间的差别日渐淡薄，终将会融合为一体。

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观点：汉文明因其农耕文明的先进性，创造出富庶的生活，引起周边野蛮民族的觊觎，所以遭敌侵略，在保卫家园的反侵略战争过程中，汉朝军队把战线推向野蛮民族的后方，摧毁了这些野蛮民族的军事能力，使他们没有能力以武力攫取汉文明的先进成果，只是作为自治的民族实体存在。同时由于汉文明的豁达、仁爱、包容等特性，使得汉文明在野蛮民族的腹地传播蔓延开来，这些野蛮民族意识到不用武力掠夺的方式反而可以更好地共享文明的先进成果，于是开始主动融入汉文明。具体的表现是两种形式，一是一部分人内附，成为汉的子民；另一种是在自己的自治的民族实体内，学习汉代的科技、文化、政治、经济等内容，在安全上依赖汉朝军队的保护（如西域诸国）。这种自然演化的历史过程发轫于汉朝的天下战略，应该说，汉人不是出于功利性的结果预测，而是出于文化本能制定出那些战略的，但他们对自己政策的出发点和结果有比较清楚的自觉。汉人不是觊觎野蛮人的草场、土地、山洞才发动战争的，也没有把战争的目标设定为奴役异族，劫掠财货，他们把战争的目标设定在保障自己永久安全这个非常理性的范围之内，汉人怀有一种“天下本是一家”的世界主义观念，在保证自身安全，也保证别人安全的前提下，汉朝承认允许野蛮民族保留自己独立的政权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不吝啬地与这些民族分享自己的先进文明成果，汉代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者（如汉武帝、汉宣帝、赵充国等）都明确地意识到，通过一系列帮助和教化手段（如接受内附、赏赐财物、推广屯田等），那些化外之民就会逐渐地成为和我们一样的文明之民。因此，我们才说，文明输出的是汉代天下战略的核心实质。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对外扩张相比，汉代天下战略的文明性质更为明显。除汉朝以外，世界历史上另外有两种对外扩张模式，一种是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扩张模式，如匈奴帝国、阿提拉帝国、的蒙古帝国等，这种扩张以短期劫掠为目的，只是征服与奴役，没有长久治国的理念，所以，他们的统治都很短暂，只是一阵儿短暂的抢劫狂潮，蛮力耗尽，也就沉寂下去了，原来谁是怎样，就还是怎样：汉人继续耕田，蒙古人继续放牧，对各个族群的文明性质并无改变。另一种是罗马人的模式，他们以长期占领和持久奴役为目的。罗马人的征服范围曾十分辽阔，他们在被征服地区设立行省，强迫被征服民族交纳沉重的赋税，同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严防罗马人和各被征服及周边的野蛮人融合，他们的统治虽然比蒙古人的统治要长久些，但崩溃后也一样回到了尘归尘、土归土的原初状态。罗马帝国崩溃时，其治下有5400万人口，但罗马公民只有100万，在其统治过程中，罗马化的程度很低，各地人讲自己的语言、使用自己的文字，罗马人的拉丁语（文）只是在政府和城市中使用。所以一旦帝国崩溃，境内那些民族或独立、或依附新的强者。汉帝国崩溃时，境内有近6000万人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后来融入的匈奴人、羌人、夷人等，他们已形成了对汉文明的深刻认同，再建立的政权仍沿用汉家典章制度，而没有融入主体的边远地区，也一直把汉文明作为皈依目标。在东汉，西域各国主动请求东汉政府的保护，这种情况其实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在，中原王朝实力极弱的情况下，西域国家还主动前往示好。明清时周边也一直如此。

蒙古帝国、罗马帝国崩溃后，在原来辽阔的疆域内，除了留下一段曾经被铁蹄践踏过的传说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蒙古人和罗马人又蜷缩到他们起家前那个狭小的范围之内，继续延续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汉帝国崩溃了，其实只是刘氏王朝的没落与消亡，后起的政权，无论是什么人建立的，一定会继续使用汉朝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汉帝国崩溃了，留下的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在先进文明基础上融合为一体的统一民族，留下的是在更辽阔疆域内，在“中国”这一概念下认同的统一政治实体！这是汉民族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的伟大贡献，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内在力量，也是我们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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